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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纵目面具、奇特的无首人、不同面貌的青铜人像……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其独特的个性而引人注目。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它们”？一起跟随“星耀中国”策展人、青铜部研究馆员胡嘉麟的文字，探秘古蜀文明吧。
一
历史与文献
中原文明的古史传承体系中保留不少有关“古蜀”的传说和记载。古蜀文明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就是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文献提出了一个与中原王朝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即古蜀王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较多神话色彩的传说，剖开这些神话色彩可以发现文献中隐藏的正是古蜀文明的一些真实面貌。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纳入到这个传承体系中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文物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与古史传说多有契合之处。
《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
根据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可能为三国时期谯周所作，文本来源还包括东汉末年来敏的《本蜀论》。蒙文通先生认为汉代记录古蜀传说的可能有多家，扬雄的《蜀王本纪》确有其事，但是原书流传亡佚，如今所看到的为后人传抄的辑本。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关于蜀王世系的内容对《蜀王本纪》中那些“俚俗不经之谈”做了删定，保留了最古朴的核心内容。
古蜀的帝王世系是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这个传承体系并非是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组成部分。霍巍先生认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世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的传说，它和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中的‘帝系’极不相同。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世系传承系统，当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表明古蜀作为一个地域、国家来看很早便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
二
五代蜀王
蚕丛
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文献记载蚕丛最主要特征就是“纵目”和使用“石棺石椁”。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纵目的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故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形象反映了蜀人先王“纵目人”的形象。《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表明蚕丛的事迹跟岷江上游相关。根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东北、西北、西南都存在石棺葬的习俗。西北地区的石棺葬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化，至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较为普遍。西南地区的石棺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渡河流域，数量极少。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虽然比较密集，时间却比较晚，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古史传说背后隐藏着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早期古蜀人中的一个支系很可能是从西北的甘青地区以岷江河谷作为通道进入成都平原，营盘山遗址和桂圆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这种推断。在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宝墩文化的遗址中曾发现有彩陶片，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猪鼻龙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所起的作用。
青铜大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蚕丛氏的古史传说代表着来自西北方向的早期人群及其文化传统。根据文献所载，西陵氏之女螺祖是最早的养蚕者。西陵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汉代称蚕陵。《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水经注》官本中“蚕陵”即作“西陵”，即今茂县叠溪，为1933年大地震堰塞湖所淹没。蚕丛得名或与蚕陵有关，体现了川西高原人群将养蚕技术带入成都平原的一种历史记忆。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新发现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技术分析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在三号祭祀坑的青铜大面具和八号祭祀坑的青铜残片均有丝绸残留物。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丝绸制品及其残留物数量并不多，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丝绸。
柏灌
青铜鸡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柏灌，文献又作“柏濩”“伯雍”。有学者认为“柏灌”与中原的“斟灌氏”有关。又有学者认为“柏灌”是蚕丛氏的一支，因活动中心在灌县（即都江堰市）而得名。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灌”“濩”和“雍”均含隹形，即鸟之构形。《说文》称“雚，小雀也。”又称“萑，鸱属”。《山海经·南山经》记：“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所以，“柏灌”或“柏濩”其义实为鸟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各方献贽“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炀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若皋鸡”。“皋鸡”别本又作“翚雉”，指一种羽毛华美的鸡。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件制作精美的青铜小公鸡。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又出土一件青铜大公鸡，周身羽毛采用墨绘，非常华丽。文献所载蜀人崇鸡的观念和文化传统，或许与柏灌氏的名号有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柏灌”为雎鸠，是少昊氏的后裔。
鱼凫
鸟头陶把勺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鱼凫纹青铜戈
峨眉山博物馆藏
鱼凫指的就是鱼鹰，即鸬鹚。《诗经·大雅·凫翳》朱熹注：“凫，水鸟，如鸭者。”文献记载鱼凫氏“田于湔山”，湔山为都江堰左岸的玉垒山，说明这个时期古蜀人的农业比较发达。张勋燎先生认为鱼凫族是古代巴族西迁的一支，依据是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两处白庙文化地层中出土的“鸟头形器把”，以及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类似的鸟形器。宝墩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等均在山前地带。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古城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多个分中心逐渐转变为单一的中心。宝墩文化晚期，无论是聚落结构、墓葬形态还是文化因素都发生较大变化。有学者提出以四川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鱼凫村文化是一个过渡文化，既有宝墩文化的特征，又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鱼凫所处的时代可能在鱼凫村文化时期。鱼凫的古史传说不仅体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直到战国时期这种观念仍然存在。四川峨眉山符溪镇出土的鱼凫纹戈，表明这些历史记忆已经延续到巴蜀文化中。因此，鱼凫氏与蚕丛氏、柏灌氏并非一系，可能是另一支从长江中游地区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的族群。
杜宇
青铜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李商隐的《锦瑟》有一佳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文献中关于杜宇死后魂化杜鹃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华阳国志·序志》称：“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左思《蜀都赋》言：“鸟生杜宇之魄。”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扬雄《蜀记》记：“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由此可见，柏灌、鱼凫、杜宇皆是以鸟名作为蜀王的名号，这三个支系可能来自于长江流域不同地方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各种鸟类青铜器，以及青铜鸟人像表达了古蜀人对鸟的崇拜，或是对神化祖先崇敬的观念。
鳖灵
石鳖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鳖灵，文献又作“鳖令”。《本蜀论》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江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有相同的记载。有关鳖灵的古史传说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应劭《风俗通义》引《楚辞》说：“鳖令尸亡，溯江而上，到琒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张衡《思玄赋》称“鳖灵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孙华先生认为鳖灵就是灵鳖，也就是灵龟。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龟背形器，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鳖，可能就是鳖灵观念的真实反映。
三
古蜀地区的族群融合
西南地区
长发青铜跪坐人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杜宇氏统治时期是古蜀王国最为强盛的阶段，文献所记“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个时期古蜀王国的疆域北抵陕西汉中地区，南达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城固县发现商代晚期的宝山遗址，出土不少古蜀文化因素的陶器，以及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青铜面具。杜宇妻为朱提女，一般认为朱提在今云南昭通。由此揭示了古蜀人的一个支系可能是从云南北上进入成都平原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有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与以往发现的青铜人像差异较大。这三件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为面部短宽，颧骨较宽，低阔鼻型，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人像的头顶盘发一周并从左侧竖发向上，围绕头顶和长发有一条云雷纹的束发带。这种缠头的习俗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南亚都很普遍。三件跪坐人像的身体前倾作负重状，显示其身份地位并不高。这个族群可能是从中国西南地区或南亚来到成都平原，在古蜀人各支系中是地位较低的一支。三星堆遗址发现有不少海贝，经鉴定其中有一类为齿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这种海贝只发现于印度洋深海区域。49由此可知，汉武帝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所见蜀布、邛竹杖的“蜀身毒道”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所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等物品也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传入的。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冯原文化，出土玉器的外来文化特征明显，外观形制和制作工艺与三星堆遗址同类器极为相似。可见，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力辐射之强、范围之广。
长江中游地区
高冠立发青铜人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商代神人面玉饰
江西省博物馆藏（非本展展品）
鳖灵为杜宇之相，以善于治水著称，取代杜宇氏成为最后的蜀王。开明氏可能原系长江中游的族群，有学者认为是川东巴族的首领或是濮人的首领，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荆”指贵州的黔中。这段具有神话色彩的文献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族群又一次进入四川盆地，与成都平原的原住人群逐渐融合的历史信息。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回纹冠青铜人头像和盘发青铜人头像，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回纹冠玉人头像和盘发玉人头像非常相似。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高发冠青铜人头像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神人面玉饰、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神人面玉饰的发冠基本相同，这两件高发冠玉饰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可知，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族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北方草原地区
尖帽青铜人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青铜人像发式、服饰各异，显示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尖帽青铜人像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希罗多德《历史》提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意思是带尖帽子的萨迦人。新疆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人像作单腿半跪状，头戴高帽，尖顶向前弯曲，下身著短裙。1980年陕西周原遗址召陈建筑基址出土了两件蚌雕胡人头像，尖帽的顶部被锯掉，两侧有尖角状护耳翼，帽子上刻着等距的竖细线条。尖帽是塞人的标志性服饰，三星堆这件青铜人像所反映的族属可能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区。
氐羌系族群
青铜无首人形器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无首人形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杜宇的时代是四川盆地族群结构大调整、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地区的文化观念也纷纷涌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出土有一种无首人形青铜器，或许与古史传说中的刑天有关。《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春秋元命苞》称：“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常羊”是刑天和炎帝传说的中心地区，距离蜀地并不远。有学者认为“常羊之山”即在今甘肃陇南西和县仇池山。从陇南走阴平道穿过龙山门就能进入成都平原，这是蜀陇两地间的古道。《路史·后纪三》记有：“神农乃命刑天作扶黎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由此可知，神农炎帝与刑天都是氐羌系族群的英雄人物，随着氐羌系族群进入成都平原，这种古史传说和文化观念也在蜀地流传。
巴人族群
青铜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跪坐石人像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石虎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蜀人和巴人是相邻的两个族群，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人主要分布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大致疆域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人崇尚白虎，以虎作为族群文化的象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祖先：“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青铜虎、镶嵌绿松石青铜虎形饰等器物，反映了巴蜀两个族群的交融。在金沙遗址祭祀区还发现有用于献祭的石人像和石虎，石虎口中涂有朱砂象征着噬饮人血，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古蜀时间轴
古蜀文明有着与中原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人并非是五代蜀王，而是先后在成都平原统领各个族群的五个部族名号。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状况，大致推测蚕丛氏对应的时代在桂圆桥文化时期，柏灌氏在宝墩文化时期，鱼凫氏在鱼凫村文化时期，杜宇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开明氏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反映蜀王世系的各种造型的器物，是古蜀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极为重要的载体，对巴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B区2010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彭邦本：《先秦古蜀与华夏的交流互动与融汇初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历程的重要个案》，《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谭继和：《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
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何崝：《柏灌考》，《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明斌：《试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雷雨：《浅谈三星都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孙华：《鳖灵名义考——兼论鳖灵与蜀开明氏的关系》，《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5期。
段渝：《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蓝峰、李尚义：《蜀开明氏族属初探》，《民族论丛》第二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2年。
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化厅：《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
翰秋：《新疆巩留县发现一件青铜武士俑》，《文物》2002年第6期。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
赵逵夫：《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陇南文史》（第八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
本文节选自胡嘉麟《中华文明视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I》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略有删改。
Stars over China
展览名称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
Stars over China: The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of Sanxingdui and Jinsha
展览时间
2024.2.2 — 2024.5.20
（周二闭馆，国定节假日除外）
Feb. 2nd - May 20th , 2024
展览地点
上海博物馆东馆（世纪大道1952号）
一楼光明乳业第一特展厅
二楼第二特展厅
三楼第三特展厅（邂逅三星堆——12K微距看国宝全球巡展（上海站））
Shanghai Museum East
(No. 1952 Century Avenue)
Bright Dairy & Food Exhibition Gallery 1,
Exhibition Gallery 2, Exhibition Gallery 3
·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 ·
编辑｜曹媛
初审｜石维尘
终审｜汤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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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展细读｜解读古蜀文明，从蜀王世系与蜀地族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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